1.《精英的傲慢》 [美]迈克尔·桑德尔
影响我们成功与否的因素大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例如性别、种族、地区、健康状况、天赋、家庭背景等，这些“运气”和你自己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你能否进入大学、能读什么样的大学，进而影响你未来的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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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维茨和桑德尔等学者对优绩制的批判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优绩制固化了社会阶层，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
第二，推行优绩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贫富差异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小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阶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
桑德尔认为，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辜负了我们宣称的优绩主义原则，而是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本身就有缺陷。优绩主义侵蚀着公共利益（共同善），它导致了胜利者的傲慢和失败者的屈辱。它鼓励成功者深深沉迷于自己的成功，以至于忘掉了一路上帮助他们的时机和好运，同时也导致他们鄙薄那些比自己不幸、比自己更缺乏资格的人。结果，优绩制助长了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怨恨，这种社会分裂的状况会侵蚀西方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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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摆脱优绩主义的陷阱呢？桑德尔建议重新思考公民生活中的三个方面：大学的角色、工作的尊严及成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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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义上讲，新冠病毒大流行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脆弱和我们对彼此的依赖：“我们都在一起。”政府官员和广告商本能地想到了这个口号。但口号所唤起的团结是基于恐惧的团结，是对感染病毒的恐惧，这种恐惧要求保持社交距离。我们需要保持社交距离，遵守自我隔离的约束，以此展现我们团结一致地共同面对人类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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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分离的方式来实现团结存在矛盾，这样的道德悖论凸显了“我们都在一起”这句承诺的空洞。共同体意识要扎根于相互承担义务和共同承受牺牲的持续实践中，以分离的方式实现团结无法体现这样的共同体意识。恰恰相反，这一口号出现在几乎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的时代和党派相互憎恨的时代。
—— 引自章节：序
父母的养育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专业人士阶层。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地位阶层下滑的恐惧也在加剧。为了避免这种危险，父母们开始高度介入孩子们的生活——规划他们的时间，监督他们的成绩确保不落下，指导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发展特长，为他们申请大学所需要的各种素养、资格做筹划。
—— 引言：走进大学校园
特朗普是凭借挖掘焦虑、沮丧和合理不满的源泉当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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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应该从此开始：认识到这些不满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道德和文化上的；这些不满不仅关乎薪水和工作，也关乎社会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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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民粹主义抗议解释为恶意的或错误的，就免除了统治精英的责任——他们创造了侵蚀工作尊严的条件，让许多人感到不受尊重并认为自身权力遭受了剥夺。近几十年来劳动人民的经济和文化地位的下降并不是不可阻挡的力量的结果，而是主流政党和精英统治方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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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官僚对政治的理解与对市场的信仰：市场机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要工具。这种思考方式把公共话语争论中的实质性道德内涵掏空了，把意识形态上有争议的问题当作技术专家处理范围内的经济效率问题来对待。与此同时，技术官僚的治理方法将许多公共问题视为普通公民无法触及的技术专业知识问题。这缩小了民主辩论的范围，掏空了公共话语的内涵，并让普通公民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被剥夺权力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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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不是全部。除了掏空公共话语的内涵，技术官僚眼中的优绩提升了有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士阶层的声望，贬低了大多数工人的贡献，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尊严，还以这些方式重新界定了获得社会认可的条件。正是技术官僚治国的这一面最直接地促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的两极分化、愤怒对抗。
美国、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民粹主义的崛起是针对精英阶层的强烈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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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党需要重新考虑其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官僚执政方式。他们还需要重新思考一些更微妙但同样重要的东西——近几十年来伴随不平等的加剧产生的对成功和失败的态度。他们需要问一问：为什么那些在新时代经济中遭受损害的人会觉得胜利者在蔑视他们？是什么激起了许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对精英阶层的怨恨呢？答案始于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但并不止于此。广泛的怨恨，本质上与社会认可和尊重的界定发生了变化有关。
至少可以说，全球化时代的回报很不均衡。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国收入增长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收入在前10%的人，而收入居于后50%的人在这几十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
但即使是这种不平等的爆发，也不是民粹主义者愤怒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容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认为无论一个人的人生起点是什么，他都有可能从贫穷变得富有。这种对向上流动可能性的信念是美国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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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机会的花言巧语可以被总结为这样一句口号：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应该能够“尽其所能”向社会上游前进。近几年来，两党的政客都反复强调这一口号，简直到了念咒的地步。
现在，阶层跃升的话语听起来很空洞。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实现阶层跃升并不容易。出生于贫穷家庭的美国人在成年后往往会一直贫穷。那些出生在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人中，只有大约5%的人能够进入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大多数人甚至成为中产阶级都做不到。……在哈佛大学和其他常春藤联盟高校，来自收入最高的那1%家庭（年收入超过63万美元）的学生比来自收入最低的那50%家庭的学生加起来还要多。
美国人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发挥才能，任何人都可以出人头地，这种信念已不再符合现实。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关于机会的花言巧语不像过去那样鼓舞人心。流动性不再能补偿不平等。任何对贫富差距的严肃回应都必须直接考虑到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而不是满足于设计方案帮助人们爬上梯级间隔越来越大的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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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问题不仅在于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还在于社会尊严的丧失。
技术和外包导致的工作岗位流失与社会对工人阶级所做工作的尊重程度降低相伴而生。随着经济活动从制造转向管理金钱，随着社会给予对冲基金经理巨额报酬，对华尔街的银行家和专业人士来说，传统意义上对工作的尊重已经变得脆弱且不确定。
—— 引自章节：赢家与输家
马克斯·韦伯观察到：“幸运的人很少对自己拥有好运的事实感到满足，除此之外，他还想确认他有权利获得自己的好运，他想要确信自己理应获得这份成功。最重要的是，他想要确认，与其他人相比，他更配得上这份好运。他还想要确认，不那么幸运的人所经历的不幸都只是他们自己应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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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尔斯看来，美国大众文化就是一场机运道德观与自为道德观的不平等对抗，后者显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机运道德观明白人生有许多面向超越人的理解与掌控，才德不一定能带来相应的报偿。这样的道德观为神秘、悲剧和谦逊留下了空间。 人的努力加上天命应许，给了才德至上论一飞冲天的燃料。它扬弃机运道德观，主张世俗成就和道德正当性互为表里。“一个文化愈不坚持人有责任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愈可能更加宽容、人后和体恤”；愈清楚察觉命运与机遇的不可预测，就愈“可能鼓励幸运之人想象自己身陷不幸，跳脱才德配位的迷思与傲慢，了解到人人得其所当得是多么偶然，无法预测”。
—— 引自章节：优绩的道德简史
对那些困在底层或挣扎着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阶层跃升的话语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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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不可能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的命运。如果我的成功是我自己努力实现的，那么他们的失败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这种逻辑显示优绩至上原则侵蚀了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对我们的命运负有个人责任的观念过于强烈，让我们很难换位思考。
—— 引自章节：阶层跃升的话语
我们竞争激烈，结果我们对分数的全神贯注差点儿淹没我们的求知欲。
—— 引自章节：分类机器
我们贡献的真正价值不能由我们所得的工资来衡量，因为工资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偶然性。
—— 引自章节：认可工作的价值
2.《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英]齐格蒙特·鲍曼
新穷人能够在不确定的社会现实中成功勾画出自我构建的过程。由于被压迫的新穷人无法在消费主义中成功，只能把自己体验为有缺陷和不充分的人，因而在经验上就独自承担了自己失败的责任；当代的教育理念和体制都强调对人的驯化，并宣称，劳动力市场的不景气只是由于个人没有掌握先进的技能和文化知识， 而不是结构性的经济因素和制度安排的矛盾所造成的。这样， 新穷人就无法看到，他们个人的困境是与更为广泛的公共议题紧密结合的；消费主义的尝试使他们无法相互团结和组织起来，每个人都试图证明自己更有能力获得资源的机会，而不是力图把个人的困境转化成公共议题并通过公共手段解决。
—— 引自译者导言：现代政治秩序解构的伦理危机
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诱使他们转移注意力的诱饵需要肯定这种怀疑，同时提供一个宣泄的出口：“你以为这就是全部？好戏还在后头呢！”
—— 引自章节：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他们的工作内容是常规的，但雇佣关系不是。“常规”暗示着单调地重复同样的事情，所以它可信地表达了他们在雇佣期间日复一日地从事被他人支配的工作。正是这种常规工作使得他们的雇佣关系完全不“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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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常规劳动者”是临时的、可替换的、用完即弃的。在雇佣期间，他们的身体虽然在工作，却心不在焉。工作仍然是生存的源泉，但不是生命意义的源泉，当然也不是培育人与人之间纽带的温室，它不足以支撑和维持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这个由工厂、办公室、工作间和商店构成的世界崇尚“灵活性”，“工作伦理”的戒律显得空洞乏
—— 引自章节：定居者与游牧者
如果消费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标准，衡量幸福的标准，甚至是衡量尊严的标准，那么人类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再多的购买和刺激的感觉，都不能唤回过去“达到标准”带来的满足感：现在根本就没有标准可言。终点线和参赛者一起前行，人们力图到达的目标永远领先一步之遥。记录被不断打破，人的欲求似乎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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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市场主导的消费者社会中，对那些无法实现欲望的玩家来说，解除他们的武装，剥夺他们的权利，镇压他们，就成为“通过商品诱惑整合社会”这个策略的必要补充。无能、懒惰的玩家必须被排除在游戏之外，他们是这场游戏的废弃品，只要不停止游戏，不停止吸纳参与者，这种废弃品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不停生产这种废弃品还有个重要原因：需要让仍在参与游戏的人看到作出其他选择的可怕后果（他们也被告知这是唯一的后果），这样他们就能够忍受，并愿意忍受这场游戏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艰辛压力。
—— 引自章节：贫穷即犯罪
3.《毫无意义的工作》 大卫·格雷伯
只有认清那些无意义的工作，才会获得实实在在的劳动价值。工作是美丽的，但前提是拥有拒绝无意义工作的勇气！
—— 引自章节：推荐序
4.《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刘瑜
质问为什么民主没有带来经济发展、政治清廉、公共服务提升，几乎相当于质问，为什么老虎都关进笼子里了，猴子们还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 的确，老虎被关进笼子，猴子们更安全了，但是，香蕉树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结出更多的香蕉，老天爷也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下更多的雨，隔壁树上的猴群更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放弃争抢地盘。 民主不是一个魔法按钮，一按下去就人间变天堂。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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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一种公共决策程序，但不是公共政策本身。
—— 引自章节：印度：民主为什么“不管用”？
恐惧、利益是普通人作恶的两个台阶，第三个台阶，则是意识形态。恐惧让人沉默，利益让人积极，意识形态则令人狂热。意识形态是什么？我们之前也讲到过，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软件，把一个混乱的、无序的世界“翻译”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很少有普通人愿意去作恶，但是，如果有一种意识形态把恶“翻译”成善，或把“主动的大恶”翻译成“不得已的小恶”，那愿意作恶的人就不但乌泱乌泱的，而且慷慨激昂了。
—— 引自章节：恶真的平庸吗？暴民考古学
你对政治学了解越多，就越会意识到，政治学没有常识。你觉得“民主”是常识，但是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反民主——麦迪逊甚至说：“如果所有的雅典人都是苏格拉底，雅典的公民大会仍然会是一群暴民。”你觉得“自由”是常识，但很多左翼会追问：谁的自由？哪有没有阶级属性的自由？你觉得“平等”是常识，可是历史上对平等的追求，常常带来一败涂地的悲剧。我能普及什么呢？更多的时候，我普及的不是所谓“常识”，而恰恰是迟疑。
—— 引自章节：政治的可能与不可能
5.《置身事内》 兰小欢
6.《倦怠社会》 [德] 韩炳哲
7.《大教堂》 [美] 雷蒙德·卡佛
8.《把自己作为方法》 项飙 / 吴琦
9.《人地之间》 陶然
10.《我们的孩子》 [美] 罗伯特·帕特南
延伸阅读
Effort Traps: Socially Structured Striving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Disadvantage
【摘要】直觉告诉我们，一个人为摆脱贫困付出的努力越多，成功的概率就越大。一项为期两年、针对低收入黑人成年男子的民族志研究结果挑战了这一直觉。这项研究的参与者遇到了两层努力陷阱（effort traps）。首先，学校和生活环境经常促使参与者为摆脱贫困和实现长期目标而过度努力。其次，事实证明，参与者的努力不仅徒劳无功，反而适得其反，使他们继续承担难以承受的工作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导致精疲力竭和失败。努力陷阱是一种以前未被认识到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它是一种结构化的方式。来自低收入家庭、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可能会失败，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最大努力，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尽了最大努力。
The Spec Generation Who Can’t Say “No”: Overeducated and Underemployed Youth in Contemporary South Korea
更新于
成为公务员需要经过层层选拔和资格认证，因此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优绩主义者，同时获得晋升的公务员更容易成为威权主义的技术官僚。
我们贡献的真正价值不能由我们所得的工资来衡量，因为工资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偶然性。换句话说，普通毕业生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是一个随机区间，一般学校的上限不高，但下限却可以很低。要是把家庭背景、地区等变量加上，努力这件事对一个人的职业发展的影响就相当于伪随机的。
一国的发展一定不会完整的按照剧本走，但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某些矛盾的某些方面一定是相似的。
规则之力：
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种暴力也就是结构性暴力或称制度暴力，结构性暴力是一种不易被察觉，但却广泛存在的暴力形式。这种暴力形式将由政治和经济系统的日常运作而产生，并主要加诸于无权势者身上，其特殊之处在于没有直接的施暴者，暴力隐含在制度结构之中，以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资源为暴力的具体体现形式，这种寄生于结构的隐形暴力导致某些人的生存或基本需求间接的遭受威胁，当权者可通过结构性暴力来合理化自身的统治，通过掌控游戏规则而杀人不见血地对付被统治者。
文化符号系统为结构暴力提供合法性外衣；消费主义将物欲包装成自我实现的唯一路径；信贷制度则把超前消费转化为现代人的道德义务；教育体系通过文凭认证制度制造知识阶层的区隔，将文化资本转化为再生产社会不平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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